股票配资门户北京人过端午，屈子精神与华夏节俗的交融

端午节肇始于先秦，其名最早见于《荆楚岁时记》，谓之“端阳”、“重午”。关于节日的起源，众说纷纭，而“纪念屈原”之说最为广泛流传。

屈原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臣，他因主张联齐抗秦而遭到诬陷和流放。在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后，屈原怀揣悲愤，于端午节这一天抱石投入汨罗江，以死捍卫自己的忠诚。

据说，屈原投江后，楚国百姓纷纷涌至江边凭吊，并投食物入江，以防鱼虾噬咬屈原遗体，这一举动逐渐演变成吃粽子的习俗。人们还驾舟在江上打捞屈原，后来演变成龙舟竞赛，以此寄托哀思。

此外，还有端午节纪念伍子胥和曹娥的说法。伍子胥因忠言逆耳被吴王夫差赐死，并在五月初五被投入钱塘江。后来，人们传说他化为涛神，于是东吴地区在端午节有龙舟竞渡迎接涛神的习俗。

而曹娥则是孝女的典范，她因父亲溺于江中，昼夜沿江号哭，最终投江而亡，从江中抱出了父亲的尸体，这一壮举被传为神话，当地人也因此在端午节划龙舟竞渡纪念她。

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古人的高尚情操和民族精神，也丰富了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和民俗活动。

不管是百姓划舟投粽祭奠屈原，还是纪念伍子胥、曹娥，“龙舟竞渡”“角黍投江”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纪念仪式。

至汉代，端午节正式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，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：天子“以夏至祭地，以冬至祭天，以端午祭龙”。屈原的忠贞与浪漫，赋予了这个节日深厚的文化内核，也使其超越地域限制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符号。

北京作为千年都城，其端午习俗既承袭中原礼制，又融入北方民俗特色。明清时期，京城文人墨客常以诗文咏颂端午，如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载：“五日都人进献角黍，缀以彩丝于上，谓之'缠彩缕'”，道出了皇家规制与民间风情的交织。

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都城，其端午节俗不仅记载于民间笔记，更见诸正史典籍。清乾隆年间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详述京师端午盛况：“端午细色，五色为缕，系于小儿腕上，谓之‘长命缕’”；“宫阙檐角，悬钟馗像，以祛邪祟”。这些记载揭示了端午习俗的双重属性——既是对自然时序的顺应（如仲夏驱疫），亦是对礼制文化的严格遵循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明清宫廷的端午仪典极为隆重。康熙年间《大清会典》规定，端午前一日，皇帝需亲诣太庙，行“祭社稷”礼；五日清晨，皇太后率后妃及命妇“浴兰汤”，以艾草煮水洁身，象征祛除污秽。这些皇家仪轨通过《起居注》《南苑行宫录》等档案留存至今，成为研究古代端午礼制的重要文献。

北京还有游天坛风俗。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二：“五月五日之午前，群入天坛，日避毒也。过午后，走马坛之墙下。无江城系丝段角黍俗，而亦为角黍。无竞渡俗，亦竞游耍。”

相较于宫廷的庄重，京城的市井端午则充满生活气息。旧时南城天桥一带，端午前夕便支起“香市”，售卖艾草、菖蒲、雄黄酒等节令之物。菖蒲是北京的乡土植物，是北京水系的一道风景线，端午节采菖蒲叶子拿回家插到门上，相传能够辟邪，老北京喜欢的自来红、自来白月饼，过去常用蒲包来做包装。家家户户在门楣插上“艾旗蒲剑”，檐下悬挂绘有钟馗的“镇宅画”，以期驱邪纳吉。

在食俗方面，北京粽子独具匠心。与江南的“尖角粽”不同，京式粽子多呈长方形，用苇叶包裹糯米，馅料以红枣、豆沙为主，又称“枣儿粽”。有记载称：“都人端午食粽，必以柊叶裹之，清香扑鼻”。此外，“五毒饼”亦是不可少的节令点心，酥皮层层叠叠，内嵌蝎子、蜈蚣等造型糖馅，寓意“以毒攻毒”。

此外，竞技娱乐在京城亦蔚然成风。什刹海、积水潭等水域常年举办“龙舟赛”，虽无江南水乡的浩大规模，但船工们身着统一号衣，舟头鼓手奋力击打，岸上观者如潮。